梵帝冈红衣主教（前排左五）与教会学校海星小学师生合影。（20世纪30年代）

　　继基督教会之后，法国天主教方济各会又接踵而至。1900年，法籍神父罗汉光由天主教烟台东境总堂来到威海，在城里仓坊巷办起了约瑟学校，并开始了传教活动。1902年，罗汉光回烟台后，英籍神父朗炳华来威主持教务。同年在三角花园购地35亩兴建天主堂和附设海星学校。1908年又在海星学校西侧购地兴建修女院（后改为圣母院）和明星女校。1931年威海教区独立。1935年在卢石台建宽仁院。威海教区独立后，范围不断扩大。除在市内建立了天主堂、圣母院、宽仁院外，还先后在乡下的打铁村、盐滩、观里、林家院以及牟平、文登、荣成的农村建天主堂、礼拜堂十余处。1931年至1936年是威海天主教的兴旺时期。

　　为了消除基督教、天主教与中国思想文化传统之间的隔阂和误解，在销售渠道的开拓，使威海的绣花业很快发展起来，并一度成为出口贸易的重要产业。

天主教会在海星学校举行的宗教仪式。（1931年）

　　但是令传教士们大失所望的是，他们的热情并没得到多大的回报。境内民众对西方教会开展的公益慈善事业比较欢迎，但对传教士们真正想让人们接受的基督教义却没有多大兴趣。在整个英租期间，西方宗教的作用基本上仅限于驻威的外籍人士当中，对境内中国民众的思想和生活的影响并不大。威海卫虽僻在海偶，境内民众受教育程度低下，但背靠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伦理学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对人们行为起作用的基本上就是这种伦理道德。在孔孟之道的感染下，威海卫长期以来形成了纯简质朴、强悍保守的民风，不易接受外来影响。境内各种求神拜佛、烧香还愿、占卜风水等宗教迷信之风也很盛行，但这并不等于说威海卫人都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事实上，在威海卫，没有系统宗教信仰的人比各种宗教信徒要多得多。这种传统积习具有浓厚历史文化基础，非一时之力所能动摇。比如威海卫流传上千年的佛、道二教，到了近代也是信徒日稀，遑论初来乍到的洋人传布的"洋教"了。1898年后，传教士们历尽艰辛，也没有发展多少华人基督教徒。而且少数成为教徒的人也极易改变其信仰。据档案记载，有位外国牧师曾在威海卫某村发展了12名教徒，但当牧师离开后，这12人全部改信传统宗教，根本不知上帝为何方神圣，由此足见传统势力强大。

基督教会建于刘公岛的詹姆斯教堂。

　　此外，令传教士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的传教活动从殖民当局那里也得不到多少额外的庇佑。保留旧制和传统习俗是英国既定的治威策略，由此引发了宗教信仰自由的原则，这一原则为历届殖民当局所奉行。就官员阶层而言，长期在威担任要职的庄士敦，本身就是一个著名的反传教人士。他认为儒学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独有的宗教，而且是世界上最好的宗教，中国可以没有佛教、道教，但是不能没有儒教。而任职时间最长的行政长官骆克哈特的思想与庄士敦几乎同出一辙，是庄氏的坚定支持者。安立甘堂学校作为英国国教圣公会在威海卫设立的学校，成立后每年均能得到当局的适当补助。但1905年骆克哈特得知中国学生在这所学校里被强迫信仰基督教后，1906年立即取消了政府补助。1911年当局在开展人口普查时，在多项调查内容中，惟一不调查的就是宗教信仰。此举也是旨在防止让民众认为当局是在进行基督教宣传、鼓励入教。与此相辅相成的则是对威海卫传统宗教信仰的保护。辛亥革命后，传统信仰受到严重冲击，境内激进主义有所抬头，当局立即采取措施加以打击。当时，凡破坏寺庙神像的将被处以2年监禁或500元罚款，这在英租期间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惩罚。这期间，曾有人主张动用庙产资助学校，但遭到当局坚决反对，境内观里村附近教徒也曾上书当局，希望将圣水庵庙产转给讲书堂开设学堂，传经布道，当局的反映也比较冷淡。对威海卫西方宗教团体而言，自家人尚且如此，旁人就可想而知了。即便到了1933年境内近20万人口当中，信奉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也不过205人。用殖民当局的话来讲"基督教对人们的公共利闪和家庭生活不产生任何作用。"这一时期，威海卫民众主要沿袭着传统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标题  全文作者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