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海人民素有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光荣传统。甲午之战，威海百姓身受其害，随后又经历了日军三年的军事统治，如今旧恨未消，又添新怨。"文、荣两县无不惊骇，而被划入界内之村民，更怆恻 惶，若子女失怙忖者。"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内地蓬勃兴起，义和团的宣传品开始在境内广为张贴和散发，义和团的斗争义在民间广为流传。威海划界成为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人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村落之间的群众集会和乡绅聚支接连不断。极度不安的愤慨情绪弥漫在境内民众当中，久积于胸的反帝仇恨已然难以遏止，"他们的主要和公开的目的是趣味互英国人"。在爱国乡绅的带领下，群情激昂的普通百姓终义无反顾地走了武装抵抗的道路，以鲜血和生命揭开了威海20世界抵御外来侵略的悲壮序幕。

 　　1899年5月受英国陆军部派遣的皇家工兵部队防务专家刘易斯（Lewis）上校率军事调查团来到威海西部鹿道口村一带进行勘查。周围民众得知消息后，立即手持锄头、木棒和石头等器具，从四面八方成群涌向勘查现场，将刘易斯等人团团围住，迫使其中止勘测并仓皇撤回威海卫。驻威英军由此感到事态严重，立邓通过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交涉，要求中方采取措施制止威海民众的抗英活动，总理衙门则一推了之，建议殖民当局同地方官府协商争决，但考诸史实，山东地方政府并未按英方旨意行事。

    1899年底，英方在经过一年多的勘测调查后，制定了份租借地边界划分方案，威海卫军事兼行政长官道化德（Dorward）认为一切准备就绪，便开始不断催促中方马上派员会勘边界。但中方仍然坚持把划界时间推迟到来年3月份。道 华德则以为。到了1900年，威海卫就应该是英国人的天下，因此应当让境内百姓有个精神准备，尤其是要解决好税收问题。于是，他又一次迫不及待地于1900年1月分份接连发布两项告示，首次正式宣布项方将在年内接管威海卫，并写称将任命英国官员管理威海卫，中国官方的管辖权仅限于威海卫城里。此外，道华德还宣布租借地百姓要从当年开始按旧税率向英国官司员交纳钱粮。3月18日，又试图抓捕文登县衙门派来的征税人员。这几件事使地方官殖民当局的不满情绪急剧增长，而普通民众则更是义愤填 、怒不可遏。进入1900年3月份后，威海境内的抗英集会达到了高潮，"租借地内的聚会中心平均有三千人参加，当地的民兵或受过训练的人都出来了，他们烧香，竖旗，操练，以活跃气氛"严峻的形势，终于迫使民众加快了武装暴动的步代。

    1900年3月14日，年近七旬的教书先生崔寿山在威海西部的姜南庄村举行武装抗央集会，召集四方百姓共商大计。崔寿山为晚清艉才，乳名"管子"，人称"崔管先生"。他饱读诗书，为人正直，是一位很有影响。很有威望的人物，深受四方群众的尊敬，他联络同村谷辉庭、菜海村董绍浑等人，招募训练团民，并筹集资金购买武器，公开打出了办团练抗英的旗帜。崔寿山的义举得到了四方百姓的踊跃响应，当天有700多人扛着长予、大刀、土枪，扣着小炮参加了集会。会上倡导每个村都要成立团续组织，训练一定数量的武装人员；各村团练组织每月要进行三次集训，内容主要是武术操练和枪炮射击演习。会后，威海西南一带的武装团练组织迅速发展起来，在各村团首的带领下，支红炉、锻大刀、造长予，并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分片集训。各乡百姓也积极支持，纷纷捐钱捐物购抢买炮。

　　蓬勃兴起的武装抗英运动使殖民当局也敏感地嗅到了一丝气味。3月14日姜南庄村的抗英集会情况好为中国军团（俗称华勇营）派出的奸细所探知。会后，当局又从军团中挑选士兵乔装改扮潜入境内各地进一步打探消息，搜集情报。各地源源不断地传回的消息使当局预感到山雨欲来，殖民当局随即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将抗英斗争消灭在萌芽装态。

　　3月26日，崔寿山在张村慈圣寺再次举行抗英集会，主要内容是检阅军事训练进展情况并商讨具体的武装暴动措施。事先早已侦知消息的道 华德在3月25日即命令中国军团于次日派兵镇压。26日上午，中国军团总指挥鲍尔（Bower）上校亲率420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直扑集会现场，将到会的700多民众包围起来。但民众根本没有理睬，会议仍照常进行。鲍尔刚要呵斥民众放下武器时，崔寿山即抢先喝令其下马回话，集会群众也同声响应。鲍尔则厉声喊叫，让人们放下武器，得到的却是不予理睬的抵制。瞬间的僵持之后，鲍尔迅即抢先喝充其下马回话，集会群众强行缴械，并将崔寿山、谷辉庭、董绍辉等三位首领当场逮捕。随后，鲍尔一伙带着缴获的战利品，押解着崔寿山等人返回威海，并将其关押到刘公岛监狱。在狱中，殖民当局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但终未能使这位刚强的老公屈服。

　　为防止因这次军事行动而引发理大的敌对情绪，道华德于4月2日下令召开全区村董会议，重申英方的意图，并宣称英方重型借威海卫是经过清政府同意的。为解救崔寿山等人，境内几乎所有的村董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村董们对殖民当局未做出什么抱怨，但提出英方会上的声明应同中国官司府的正式声明相一致方可接受，并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崔寿山等人。道华德对村董们的要求均婉言相拒，但对村董们的态度反倒比较满意，他甚至由此乐观地认为，境内的抵抗情绪仅仅是因为村民们的无知和轻信谣言所致。不然，道华德也并未天真到就此可以高枕无忧的地步。在镇压抗英集会之后，当局为"更有效地对付一场不中预知的运动，并阻止蔓延"，在中国军团内部增设骑兵部队，以增强其对抗英运动实施快速反击的能力。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其所料，仅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境内就爆发了一场更为猛烈的武装反勘界斗争。

　　1900年4月13日，登菜责道道台兼东海关希杰、山东候补知县程培清等中方勘界官司员抵达威海，与道华德等人进行租借地定界谈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双方晤谈不断，争吵不休。4月25日，在未就许多棘手问题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李希杰等人便会同鲍尔上校、彭罗斯（Penrose）少校等英方勘界官司匆匆开始勘划陆地边界，埋没界碑。中国军团第七连的60名士兵在帕瑞拉（Pereira）上尉、布鲁克（Brooke）中尉和英国海军陆战队布鲁克（Brook）上士的率领下也随同勘界。但李希杰等人自划界开始便拒绝接受中国军团的护卫，每晚均独自在界外宿营，与英方营地保持一事实上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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