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７岁的孩子能看《三国志》，会讲“董太师大闹凤仪亭”等故事的消息，很快在冰心父亲的同事、朋友中传开了。因此，每当冰心随父亲到兵船上去时，他们总是把她抱到圆桌当中，让她坐在那里讲《三国》。讲书的报酬，大半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孝女耐儿传》、《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林纾的翻译小说。书讲完了，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说把她送回家。她高兴地笑着、跳着，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后来，他从《孝女耐儿传》等书后面的“说部丛书”目录里，挑出价洋一两角钱的小说，每天托送信的马夫到烟台市唯一的一家新书店——明善书局去购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说部丛书”中，她很喜欢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这部小说。她在《童年杂忆》中曾这样描写当时读这本书的情景：“我记得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的时候，当可怜的大卫，从虐待他的店主家出走，去投奔他的姨婆，旅途中饥寒交迫的时候，我一边流泪，一边掰我手里母亲给我当点心吃的小面包，一块一块地往嘴里塞，以证明并体会我自己是幸福的！有时被母亲看见了，就说，‘你这孩子真奇怪，有书看，有东西吃，你还哭！’事情过去几十年了，这一段奇怪的心理，我从来没有对人说过！”

　　冰心１１岁时，她已看完了全部“说部丛书”，以及《西游记》、《水浒传》、《天雨花》《再生缘》、《儿女英雄传》、《说岳》、《东周列国志》等古典小说。这种广泛的阅读，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她作品中那凝练含蓄、清新隽丽的文学语言，与她从小培养起来的较高的古典文学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两位启蒙老师令她终生难忘

　　冰心１０岁的时候，她的表舅王先生从南方来到烟台，做了她的老师。王先生教育有方，是冰心有生以来的第一个好老师。当时冰心感兴趣的东西很多，“我自从爱看书，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对联，天后宫、龙王庙的匾额、碑碣，包裹果饵的招牌纸，香烟画片后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记得烂熟。”

　　王先生上了几天课，交谈了几次后，发现了冰心“三教九流”式的学问，便委婉地劝诫她，读书当精而不滥。于是她的读本，除了《国文教科书》以外，又增添了《论语》、《左传》、《唐诗》和种种新旧散文，如班昭的《女诫》、《饮冰室自由书》等。直到这时，冰心才开始和经诗接触。

　　在表舅的诱导下，冰心发疯似地爱上了诗。她学对对子，看诗韵……父亲和朋友们开诗社的时候，她也跟着去旁听。她又要求表舅教她作诗。表舅不肯，只许她作论文。她便在课外作了一两首七绝，呈给表舅看，让他帮助修改。这时她对课内书的兴味最为浓厚，而对小说的热情反而降低了。

　　另一个对冰心影响较大的人是她的小舅杨子玉先生。他最会讲故事，夏天他到烟台度假，便经常讲一些民族情结很浓的故事给冰心听，如洪承畴卖国，林则徐烧鸦片等等。他讲得慷慨激昂，使冰心听后经常兴奋得睡不着觉，从中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此外，这位小舅舅还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冰心也从他那里偷读了一些宣传革命的小册子。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冰心的父亲被人密告为“乱党”；又因海军学校学生中有不少是同盟会会员，学校图书室订有《民呼报》等宣传革命的进步报纸，朋友便劝他立即辞职，免得被“撤职查办”。他听了朋友的劝告，辞去了烟台海军学校校长的职务。这样，冰心便告别了她朝夕喜爱的大海，离开了烟台，跟父母一起回到了故乡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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