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私家藏书之风颇盛，名流争购宋椠名抄，夸奇斗富，王士祯却专注校勘，不贵宋本，但从善本。王士祯还主持自刻善本书，有《秦淮杂诗》、《阮亭甲辰诗》、《入吴集》等，精选纸张油墨印工，精致美丽，其中《渔洋精华录》、《古夫于亭杂录》由当时闻名的书法家林佶手抄后制版，被誉为“林氏四写”中的两种，分别由良工鲍文舒、成文胞刻写，写刻俱佳，时人叹绝。

　　王士祯后代中爱好诗词者很多，其中最出色的是其长子王启涑。王启涑也是位藏书家，“插架栖几，惟经史籍彝壮洗”。王启涑书画尤佳，书法属欧体，画有“倪黄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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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厂的书香墨韵

　　常诚

　　早在辽代，今天的北京就被定为陪都，当时称为燕京。在燕京的东门外有一个叫海王村的地方，那里寺庙林立，客商云集，是一个繁华的去处，后来毁于兵火。元、明之际，皇家营建京城，在此设窑烧制琉璃瓦件，故得名琉璃厂。那时的琉璃厂，北起西河沿，南到臧家桥胡同，东自桐梓胡同，西至南北柳乡，这里烧制的五色琉璃，不仅装饰了京城的皇宫禁院，也成为寺观庙宇、达官豪宅的点缀之物。

　　入清以后，琉璃厂的琉璃生产渐渐沉寂，但这里仍然是游商小贩的集中地。康熙后期，朝廷为了皇宫的安全，把内城的灯会移入此间，于是百货杂陈，游人纷至，每到逢年过节，这里的厂甸游园成了京城繁华的象征。明末清初，此地又逐渐形成经营书籍的市场，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四库全书》开馆修纂，当时参与编纂的翰林学士们大都寄寓城南，而“林塘意外幽，扪萝石蹬寒”的琉璃厂成了文人雅士的游赏之地，精明的书商们发现了商机，便常常奔辏其间。为了考证典故，详列书目，文人们常常往返琉璃厂访书购书，切磋学问，琉璃厂实际上又成为《四库全书》的第二编纂处。由于学人士子对琉璃厂心驰神往，趋之若鹜，促成了琉璃厂空前繁荣，一时间，这里书肆林立，金石碑刻、古玩书画、文房四宝也杂列其间，成了文人墨客朝叩暮拜的一方乐土，规模空前的书市应运而生，当时，无论是进京赶考的士子，还是寓居都门的官员都把琉璃厂当成清赏雅玩的理想去处。

　　书肆、古玩业的发达使琉璃厂成了京城的文化中心：一是书肆、古玩店鳞次栉比，让人满眼生辉，松筠阁、二酉堂、文光楼、萃文斋、槐荫山房、博古斋等，都美名远扬。据不完全统计，到光绪初年，琉璃厂中的书肆有220余家，古玩、字画店50余户，真可谓“玉轴牙签，千门联络；图书充栋，宝玩填街”。二是琉璃厂还吸引了一大批文人墨客卜居于此，这里有孙承泽的孙公园、孔尚任的岸堂、李渔的芥子园、朱彝尊的古藤书屋、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王士祯、翁方纲、钱大昕、罗聘、孙星衍等显宦名士也在这里，或寓居，或留连忘返。清戴璐《藤阴杂记》记程晋芳移居，以诗寄袁枚，有“势家歇马评珍玩，冷客摊钱问故书”之句，袁枚笑曰：“此必琉璃厂也。”由此可见，琉璃厂在当时文人心中的地位。

　　民国以后，在琉璃厂路北开辟了“海王村公园”，园内东、南、西三面为古玩、书画、金石、照相、琴室，北面为楼房，每到厂甸会期，这里商贩会集，万头攒动，成为厂甸的热闹中心。1927年，和平门开辟，拆除了琉璃厂桥，增辟的南新华街，琉璃厂便分为东西两部分。东琉璃厂以经营古玩为主，西琉璃厂以旧书业为主，这个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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