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查阅山东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时，看到一份已发黄变脆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南下干部登记表》，惊喜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吴宝康。这不会就是那个新中国档案学的奠基者之一、档案教育的先驱，那个战争年代在大众日报工作过的前辈吧？于是就有了我们一个卤莽的查证电话，就有了一次难得的采访机会……

　　出生江南的山东南下干部

　　吴宝康现虽已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我们的话题是从名字开始，吴老语出惊人地告诉我们：“我的真名不是吴宝康”。吴宝康原名叫吴庆荣，小名福宝。参加革命后，为了工作掩护的需要和不至于牵连家人，都要起个化名。“吴宝康”这个名字是时任东路特委书记的张英给起的。张英是吴宝康下乡参加革命时第一个接关系的人，吴宝康说不喜欢单名，为掩护也不能用有进步色彩的，张英就说那就叫“吴宝康”吧。谈起籍贯，吴老说自己是典型的南方人，1917年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洵，6岁随祖母到上海，在上海长大。1939年投身革命后，他曾先后转战无锡和苏州等地，1945年10月随新四军北撤到山东临沂，上海解放后随华东局南下。吴老说从感情上讲，他对山东的思念丝毫不比对浙江和上海差，因为“两个女儿都是在山东出生的”。

　　吴老的大女儿吴稼平，1947年生于山东临沂，起名时吴老夫妇曾征求华东局驻地乡亲的意见，问当地有什么讲究和风俗，而当时兵荒马乱的，吃不饱，乡亲们给孩子起名大都用小米、小面之类的。于是吴老给第一个孩子起的大名中有庄稼的“稼”字，小名叫小米。两年后，第二个女儿在青州出生，相应地起名叫稼青，但小名就为难了，上面有个姐姐叫小米，很难再有个更“小”的名字，最后只好让大女儿改叫大米，小女儿叫小米，这对小姐妹也就成了华东局机关人人知晓的“名人”了。当时因为战争环境，华东局机关、部队和地方很多干部的子女或在后方跟随母亲隐姓埋名、或寄养亲友处颠沛流离，这个问题到1949年因为大批地方和部队干部南下而变得尤为突出，同时引起了各级领导的充分重视，大米、小米姐妹俩也就幸运地得以成长在有“马背上的摇篮”之称的华东保育院里。

　　撒谎欺骗祖母的忠实革命者

　　吴宝康一直把正直、真诚当作自己必须坚持的信条，可为了参加革命，他却曾向最疼爱自己的祖母撒了谎。

　　上世纪三十年代，吴宝康想离家投身革命，而吴家有兄弟三个和一个姐姐，当时大弟弟已经先期外出参加抗日队伍，如果他再外出，两代寡居的祖母和母亲将无依无靠。由于担心实话实说老人肯定舍不得放，所以他违心地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说了谎话，欺骗了祖母。那时他的小弟弟原本在上海读书，可因为日本人来了已不能安心上学，吴宝康便问弟弟愿不愿意参加新四军，弟弟说愿意，两人就约好等找到了革命队伍再联系。很快，吴宝康先下乡到了无锡，就给家里写信，说给弟弟找了个生意。家里信以为真，就同意了。哥俩就借此外出参加革命了。吴老说：“弟兄们中间，祖母最喜欢我。她拿我当小儿子来疼，是满心指望我给她养老送终的！可是从那以后，戎马倥偬，我就再也没有能见到她老人家。”说到这里，他内疚地摇了摇头。

　　既是“阿庆嫂”又是伤病员

　　吴宝康参加革命后曾在江苏常熟的董浜干办事处主任，负责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战士的接待工作，所以他说自己“既是‘阿庆嫂’又是伤病员”。

　　吴老亲身经历了那风雨如磐的江南水乡的战斗岁月，他说：“沙家浜里的18位伤病员都确有其人，他们是江抗的骨干。阿庆嫂倒并不是真有其人，只是当时无数从事地下抗日联络工作同志的缩影，那时有许多男‘阿庆嫂’。”“江抗”西撤后，日伪军便严密封锁了阳澄湖及其周边村庄，疯狂捕杀伤病员。1939年12月5日，吴宝康生疥疮，屁股上长了个鸡蛋大小的疖子，疼得没法走路，只好住进了后方医院。虽然病痛难忍，但革命情绪依然高涨，因为当时参加革命的年轻人都开玩笑地认为，只有长过疥疮、打过摆子、生过虱子的才算是从革命学校“毕业”。当时没有麻药，医生的治疗就只是把刀子在开水里煮过消毒，然后用刀把疖子里的脓放出来。他回忆说：“那天半夜，我们都在睡觉，有护士来通知说外面有汽艇马达声音，可能是鬼子来了，让收拾东西等着转移。但过了一会儿我们才发现已经被包围了。当时农民墙上有用瓦片扣放做的窗子，能从里向外看，但外面看不到里面。发现日本鬼子已经过来了，只好分头藏起来。日本人将从其他地方抓到的伤员带走了，一共有10个人，男女都有，统统用铁丝穿过手心拉走了！后来听说他们都牺牲了。”

　　老大众报人

　　战争期间，吴老先后担任过江南社编辑部主任、副社长、社长，《前进》报社社长，新四军六师师政治部调研室主任，苏皖区党委调研室主任和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编辑研究科科长等职务，还先后参与和主持了《江南月刊》、《前进报》以及华东局机关刊物《斗争》等报刊的工作。北撤到山东后不久的1946年初，吴老又到了《大众日报》工作，先在地方版做编辑，后担任研究部副主任、主任。《大众日报》上1946到1948年的地图都是他亲笔画的，尤其是淮海战役后敌我力量对比变化的稿件，被社里上报给了中央，全国各地都刊登了。稿子中所有的数据都是他平时积累的，他在墙上挂了一幅大地图，我军每攻克一座城市、歼灭一部敌人，他就在相应部位插上一面小红旗，算出彼此力量的消长增减。

　　在报社工作虽已是整整60年前的事了，但吴老对曾并肩战斗过的革命战友，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自己有一个“开水果店的搭档”，指的就是在大众日报社工作期间的搭档商白苇。吴老风趣地回忆到：“他是研究部主任，我是副主任，后来他调东北工作，我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有7个孩子，都是用水果来命名的，有红果、芒果等等。我们两家走动多些，经常开玩笑，他说我家是开粮店的，我就说他家是开水果店的。”

　　不当“万金油”的档案专家

　　1952年9月，吴宝康调任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在人才奇缺的建国初期，具有初中文化的吴宝康应该算是知识分子了，但他却没有盲目自大和自我陶醉，当领导征求他对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时，他表示：干一行专一行，不当“万金油”！

　　因当年南下上海后，吴宝康一直负责华东局秘书处资料室工作，所以后来组织上便安排他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从事档案专业的教育和科研工作，这一干就是几十年，为我国档案学的发展及其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堪称新中国档案学的奠基者之一、档案教育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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