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东北去的难民也并非都能有安身之地，流浪街头的很多。报纸记录了哈尔滨街头一家男女带两个孩子沿街乞讨的情景：“路旁放担子一，两端各有花筐，内坐小孩各一，一孩约三岁，一孩约五六个月。筐内拥满破棉絮，小孩坐于其上，不耐寒侵，纵声大哭，妇女低首饮泣，泪缘颊顿作断珠下，男子左右顾视其两婴，仰天长叹，眶内热泪夺关下坠。……男子说：‘俺这里有一床被子，哪位爷给俺几个钱卖它，有要俺这两个孩子的俺也卖给他。’说到此，他放声大哭，妇女亦哭啼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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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闯关东、走西口与下南洋

　　常诚

　　在封建旧中国，广大农民乡土观念浓重，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常常是世世代代耕种在一块土地上。但在近代中国，天灾与人祸并行不断，一些重灾区的农民苦难深重，无法照旧生活，只有背井离乡，一“走”了之。中国疆土辽阔，各个地域的农民落难逃荒的路线各有不同，出现了一幅幅景象不同的“流民图”。

　　山东“地少人稠”，又是近代史上有名的灾害多发区。关东则地广人稀、沃野千里，照史书上的话说：“有自然之大利三：曰荒，曰矿，曰盐。”历史上山东与关东就有紧密的地缘、人缘关联，于是逃荒农民“闯关东”成了主流。但关东毕竟是关外蛮荒之地，天寒地冻，人迹稀少，并非山东难民逃难的首选之地，当时有一种说法叫：“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可见，“闯关东”实在是“死逼”出来的。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这首苍凉凄婉的山西民歌《走西口》，久为人们熟知。“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流民走过西口，过了长城，就可以到达蒙古草原及河套一带谋求生计。在那个逝去的年代里，“走西口”成为华北流民西进求生的代名词。“走西口”的流民来自华北各地，而以山西人为主流。当年山西灾害频发，生存维艰。民谣唱道：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但天无绝人之路，一“墙”之隔的“口外隙地甚多”，无疑是一条生路，这就难怪“直隶、山东、山西小民出口耕种谋食者，岁以为常”了。但通向西口的路并不好“走”，随时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状况，特别是土匪当道，丢掉性命的人不少，沿途白骨累累。山西北部与内蒙古隔河相望的小城河曲至今仍保留着一个风俗，每年农历七月十五，都要在黄河上放上365盏麻纸扎成的河灯，代表着所有客死的孤魂，祈望他们能够回乡……“走西口”的流民潮持续了300年，最初“皆令冬归春往，毋得移家占籍”。但穿梭于口内口外的“雁行客”，一旦条件允许，“竟将全家搬出口外”，成为内蒙的定居移民。他们入乡随俗，“衣蒙服，习蒙语，行蒙俗，入蒙籍，娶蒙妇”，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

　　在去海外谋生的流民浪潮中，“下南洋”最为壮观，这是指流民漂洋过海到东南亚谋生。南洋包括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越南、缅甸等地。“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大部分省区，但福建、广东人占绝对多数(95%以上)，这与自然、人文因素极有关系。闽、粤两省海岸曲折，人民与海相习，这是内地老百姓不能相比的；两省距离南洋较近，往返方便，路近费省，较之去拉美等地，更具有“可选择性”。

　　回首往事，“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都是贫苦民众抗争命运、艰难创业生存的历史，都是一段段苦难与艰辛、血汗与泪水交织而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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