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枪打仗的焦裕禄

　　“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1922年出生于山东博山，他家在旧社会饱受苦难，先是爷爷焦念礼因不识字被骗走仅有的田产，后是父亲被逼悬梁自尽，接着是自己被日本侵略者作为“抗日嫌疑分子”投入监狱，后又被抓到抚顺大山坑煤窑做苦工，最后是儿子又饿死在逃荒的路上，是共产党指引他跳出了火坑。1947年7月，为配合解放军挺进中原，华东局在山东解放区抽掉干部随军南下，崮山区武装部选送了焦裕禄。1948年元月，焦裕禄随南下大队到达豫皖苏区，分配到尉氏县，在彭店区搞土改，焦裕禄任区队指导员。

　　一次，十几个土匪在岗沟里聚会，商定在山川寺纠结，趁焦裕禄立足未稳杀个下马威。焦裕禄得知情况后让20多个民兵集中起来，布置完任务后便双手拎着两把盒子枪，抢先冲上了山川寺。这时候山川寺庙堂里火光通明，庙堂中央放着一张大桌子，周围坐着8个土匪头目，他们正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边在商量着事情，上了膛的枪摆在身边，一派杀气腾腾。焦裕禄一个箭步冲进去，趁土匪还在发愣，转眼之间就把桌上的枪收拢起来，然后两把盒子枪就对准了土匪。民兵们跟着冲进去，土匪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就一个个被捆绑起来了。这次行动，让周围的群众见识了焦裕禄的果断与胆识，也让一贯横行无忌的土匪领略了这个共产党区长的威风。

　　1948年春天国民党鄢陵县保安中队长洪启龙带领队伍袭扰彭店。当时，焦裕禄正在吃饭，他把饭碗一推，说声“掩护群众转移，咱们作好准备，设法对付”，就直奔村口。这时400多敌人已经到南门外了，双方相距不过几百米。边上的人说：“这么多敌人，咱只有几棵烂杆子枪，咋能挡得住啊！”焦裕禄说：“咱得保护群众和财产，跟敌人拼了也不能跑，要死咱先死，沉住气。”焦裕禄指挥大家卧倒，等敌人靠近时一声令下：“打！”队员们一齐开火，七支枪只响了六发，一颗子弹瞎了火。但就是这样，敌人已经纷纷掉头逃窜。这次战斗群众没受一点损失，大家都称赞焦裕禄沉着机智有办法。有人问：“老焦呀，敌人为啥那么听你指挥呢？”焦裕禄说：“事情到了危急关头，不得不演空城计。咱穿的是便衣，群众穿的也是便衣，满坡黑压压的，咱就来个全民皆兵。枪声一响，大家一卧倒，保安团净是熊包，他们怕咱暗中包围。凭这就打发他们走了。”

　　智勇双全王泮亭

　　王泮亭，山东寿光三元朱村人，1947年担任村民兵队长，1949年参加华东南下干部纵队，接管福建后先后担任宁洋县二区武委会主任、区中队队长、分区独立营连长、永安军分区参谋、省军区动员处参谋，后转业到地方。

　　王泮亭回忆：“当时土匪活动十分猖獗，大白天就公开袭击革命干部，前任一区区长就是遭土匪伏击牺牲的。1958年8月初，我和李如明到宁洋县城关摸匪情，我们回来过河必须路过风雨桥。这是一种上面带房盖可以遮挡风雨的桥，桥有200多米，来往人很多。我上桥后有人告诉我，桥上埋伏土匪了。但这时我们已经到了桥中间，两边都有土匪，前进后退都不可能了，躲不了也不能打，因为过路的群众很多。那天正好是逢墟(即北方所称的集市)，杀猪人在河边漂洗猪肠，猪油漂在河里，引来成群的乌鸦和老鹰在空中盘旋，我急中生智，掏出驳壳枪，连发三枪，三只乌鸦应声落入河中。这时，赶墟的群众和隐蔽的土匪都向桥上看，我高声喊道：想活的走开，想死的来看，这乌鸦就是你们的下场！乔装改扮的土匪正准备下手呢，见我弹无虚发，怕打起来占不到便宜，就纷纷散去。我们既保存了自己，又没有累及群众，平安回到机关。”

　　1950年10月5日，我剿匪部队主力二五三团一连加县中队两个排奔袭吴山村，因区里有内奸，等部队到了村口，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王泮亭回忆：“下午5点，大批部队撤离吴山村，我根据自己总结的经验，分析了土匪活动规律，决定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在部队返回途中，我悄悄拉出一个排，钻进了路旁的山林隐蔽起来。土匪果然上当，他们以为我们都回区里了，七八十里山路怎么也得走一夜，最早也要明天才能再回来，绝没有想到，我连夜带小分队杀回了吴山村。我的通讯员就是这个村的，有他带路，我们夜里直扑敌人住处，土匪还在梦中就都上了西天。我们两个班，加两个排长和几个通讯员，一共才30余人，干净利索把七八十个土匪全部消灭，匪首俞作民被我活捉。”

　　巧过“美人关”的王凤元

　　王凤元，山东莒北县(五莲)于里镇人，1946年6月参军，先后在县大队、胶东独立团、三野二纵队二团三营四连服役，1949年8月从部队抽调到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三大队，任支队前站行政科参谋，南下重庆后分配到涪陵地区工作。1991年离休时任重庆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大队长。

　　1950年6月29日，巴县兴隆区委接到青木关中学女学生申莉琴、李光珍报告，说有人介绍她们参加一个组织。经组织了解那是一个反革命组织，于是就让这两个学生协助开展侦破工作。在得知敌人意欲发展我内部人员、希望打入我内部时，组织上就派王凤元顺水推舟与敌接触。王凤元回忆：8月15日，我遇见开茶馆的老板冯子俊(敌人的一个联络站长)，还有傅忠池。他们招呼我到饭馆吃饭。那次我们喝了很多酒，但我一直保持警惕。傅忠池问我有没有“堂客”(老婆)，我说：“家里穷，还没有结婚。”傅说：“我给你找两个，搂着堂客睡觉安逸得很，后天赶场时，由你来挑选。”

　　王凤元将情况向组织汇报后，组织叮嘱他赴这个“约会”。那天，傅忠池领来了一个叫陶惠芝的女人，这个女人使尽手段拉拢王凤元，本想将王凤元灌醉后套出情况，再将王凤元杀死。在没有得逞后，他们又约王凤元去参加一个在贺元勋家的宴会，并准备在那个时候举行暴动。王凤元回忆：9月16日晚，我带着两个人去赴宴，与事先埋伏好的100多名战士约定好，只要听到枪声就冲上去。我根据贺元勋家住房的间数和里面摆放的桌数，估计出敌人至少有120人。我看准时机，向带路的贺元勋猛踹一脚，将他踹倒，李排长迅速将他捆绑起来，张文祥同时开枪报警。我自己端着枪堵在开会大屋的门口，高喊：“不许动，哪个动我打死哪个！”恰巧这时，去县里受训回来的曹指导员带着一个排的区武装队经过这里，他们听到枪声就赶过来，接着我们埋伏的大队人员也包围着冲上来，一起把杨林、冯伟等128名敌人全部捉获并一个个捆绑起来。当天晚上，我们又分头去兴隆场的五云山和歇马乡的滩子口两地，取获敌人埋藏的冲锋枪、步枪100多支，手榴弹300多个，四个看守武器的假道士也一并被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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