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之后干部下放劳动

　　1957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全国各系统各单位掀起了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到了年底，为了巩固反右斗争的成果，中央号召广大干部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锻炼。

　　济南市第一批下放的干部，共计2000多人。正式奔赴农村那一天，乘坐200多辆大卡车，自城东向城西，沿经二路浩浩荡荡，在全市转了一圈，制造声势，然后分别到四郊所在的农村。

　　我当时是济南发电厂人事股长。全厂一共下放了5名干部，我牵头。我们这五个人驻的村是当时的东郊公社周家庄。我住的这户人家老俩口，有三个子女。一个大院有南北两处房子，全家一起吃住，一起参加生产队里的劳动。当时每月每人大约要交8元钱左右的生活费。每餐喝稀粥，吃玉米饼子、地瓜、咸菜，很少吃炒菜。但是这一家老少很关心我，好的让我吃，教我干农活。我们之间关系很和谐。劳动锻炼了一年半之后，又回到了城里，还经常来往，成了好朋友。

　　围绕“三面红旗”开展活动和斗争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要高高举起，三年实现共产主义。因此我除了劳动以外，还要经常参加村里、公社、郊区组织的一些政治活动。有一次与村里干部一起参加郊区区委组织的“大跃进”学习讨论会议。会上重点研究怎样才能三年进入共产主义，十五年赶上英国。有的说，我们一年之内可以亩产一万斤、两万斤。有一个村干部说，根本办不到的事，连一千斤也达不到。他确实说了实话，但却被撤职了。有一次上级提出来，几天之内在农村实现公共厕所化。有一个村干部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表示：我们今天晚上12点以前就实现公共厕所化，受到了表扬。其实散会后，他根本没有行动就去睡觉了。后来我问他：你怎么表了态，没办呢？他说：反正我看透了，他逼着你说大话假话，那就说吧！

　　我当时年轻，只有23岁，又不是农村干部，是下乡锻炼改造的，一般不发言，只是去受教育。但是当时搞“大跃进”的一些情况，历久不忘。

　　集中学习总结提高

　　全市下放的200多名干部，分四个片，即东、南、西、北四个郊的公社各为一片。东郊公社这片共400多人。

　　我作为东郊公社下放干部的负责人之一，要经常召开会议，听取各连汇报，布置下一步活动，并且总是要讲一些意见。在一次会议上，讲完了下一步工作安排之后，我又强调了几句：“下一步的讨论，不要只务虚，只讲大道理、大原则、大政策，也要注意务实，就是多联系实际情况、结合自己思想讨论提高。”谁知散会之后，市下放办派来经常与我们搞联络的一位同志，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刚才的讲话，最后强调的那几句，是右派言论。”我听了以后突然生出一身冷汗！我说：“哪几句话？”他说：“你说不要只务虚，而要多‘务实’，这就是右派言论。因为务虚是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坚持党的领导，而务实就陷入业务圈子，就是反党，就是右倾.”

　　我听了以后心里不服，可是又不好反驳。就说：“我过去不明白务虚是革命、是党的领导，务实是右倾。我的意思是紧密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他说：“既然你不懂，又不是有意搞右倾，加之你平常表现还算好，我就不向上级汇报了。你以后说话一定要注意。”

　　我的一颗吊到嗓子眼的心才放了下来。可是我心里一直不服：我说的话没有错。

　　巧遇领袖视察，与毛泽东见面握手

　　1958年4月13日，接到上级通知，要我们组织20多名下放干部，在东郊公社所在地大辛庄北面的一片麦田里，把过密的麦子拔掉一些，让其通风吐穗。得知毛泽东主席要来视察，我们非常高兴，吃了早饭，就赶到麦田里。

　　大约上午10点钟左右，从济南到章丘的公路上，驶来了几辆小轿车。车在麦田边上停下。我们老远就见到毛主席下车后，往麦地里走。有一条近一米多长的小沟坎，毛主席迈开大步就跨了过去。这时我们走到他面前，见他身体伟岸，红光满面，眼睛炯炯有神，就不约而同与他握手。我只握了一次，原济南市出版局局长王诚同志先后握了两次，并且上了新闻影片，因为当时没电视。后来在有关刊物上看到王诚和我拜见毛主席的照片。

　　当时毛主席问我们：“你们是社员还是机关干部？”我们回答说：“是下放干部、新社员。”他听了以后，很高兴。然后从地下拣起一颗麦子，说：“把它送给我吧。”我们齐声说：“好！”他用手绢包了装在右衣兜里。

　　后来毛主席在《党内通讯》中，批评了认为越密植越好的错误做法，估计可能与这次视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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