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情天灾面前，山东民众还要面对更为惨烈的人为的灭顶之灾。人们意想不到的是，此前为黄河所限不能北驱的捻军趁机进入鲁西南后，遍地的灾民迅速集结为各种类型的反清武装力量，把山东搅得“糜烂无遗”。清政府为了平息民变，屡派重兵赴鲁围剿，这样，黄患、民变、苛政、兵扰叠加而至，终于把黄河改道带来的灾难发展到了极致。

　　·相关链接·

　　历史上的黄河改道

　　常诚

　　有文字记载以来，对黄河决口、改道的记载非常多。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编《人民黄河》的统计，在1946年前的三四千年中，黄河决口泛滥达1593次，较大的改道有26次。改道最北时，黄河水流经海河，出大沽口；最南时，黄河水经淮河，入长江。总的来看，历史上黄河水灾波及的广大地区，约为其下游的25万平方公里的冲击平原。

　　历史上有黄河“六大迁徙”之说，指的是黄河初徙于周定王五年(公元前602年)，再徙于王莽始建国三年(公元11年)，三徙于宋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四徙于宋光宗绍熙五年(公元1194年)，五徙于明孝宗弘治七年(公元1494年)，六徙于清文宗咸丰五年(1855年)。

　　黄河改道是指黄河河道有较大幅度的变迁，有时多年后又回归故道。在黄河决口后，也常有几年不堵，并且时常有意地使几个支河分流下注的。因此，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与其说黄河有一个固定的河道，不如说它经常在变迁着。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曾任用靳辅大治理黄河，取得了明显成效，但由于当时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导致海口渐淤，河底渐高。自清中期以来，黄河下游的决口日渐频繁，据《明清治河概论》一书统计，清初至鸦片战争近200年间，黄河决口达361次，平均约每6个半月一次，与明代(1368—1644年)平均每7个月决口一次相比，总体情况可谓每况愈下。

　　黄河决口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是堵是疏都刻不容缓。1855年黄河改道后，清政府当年下令“暂行缓堵”，既不积极抢堵，也未完全放弃堵口，模棱两可之间听凭黄水泛滥。其间原由相当复杂，除资金紧张、内忧外患外，在黄河“改道”(主张黄河改道山东)与“复道”(主张黄河恢复从江苏入海)问题上的争论不休也是一个原因。正因如此，清政府未能形成统一的治河方案，只是劝导民众筑埝御洪，而民众物力财力有限，再加上惜地护庐，所筑小埝多狭窄简陋，难以容水御水。当时，清政府不愿聚集民工筑堤修坝，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考虑，就是担心十几万民工聚集河岸，一旦失控，将酿成大祸。在后来“改道派”的奏章中就有这样的论调。如翁同龢在罗列黄水南注“二大患五可虑”中，有一虑就是：“颍寿徐淮之地，好勇斗狠，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结合捻军发源淮北这一事实，翁氏的这种担忧是有道理的，可他忘记了，如果黄河改道北流，山东一带民众何尝不“好勇斗狠”。事实正是这样，黄河北决后，捻军长驱直入山东，引发了山东大规模的民变，其中与黄河改道直接有关的就有幅军、长枪会、河套军、白莲教起义等。在黄河改道的滚滚洪流中，清政府在河难与民怨中一步步走向覆灭。

标题  全文作者 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