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41年秋,我们刚刚从滨海区转移到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就碰上了5万多敌人对我进行长达七十多天的铁壁合围和梳篦式拉网大“扫荡”。
敌人这次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在山东是空前的,在华北也是少有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和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茨,都亲自出马到了临沂。山东日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中将更到前线督战。日军调动了第五、六、七、十混成旅团、二十一师团、十七师团的主力和三十二师团、三十三师团各一部分,加上各据点的守备队和伪军,总共 5万多人。另外带着坦克车、装甲部队和骑兵,几十门大炮和几百挺轻重机枪,在飞机协同配合下,分成11路,侵入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疯狂进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伪妄图一举消灭我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指挥机关及主力,彻底摧毁我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当时,沂蒙山区共有大大小小五百多个村庄和集镇,先后被敌人占领了四百多个。所有山区主要交通道路几乎全部被敌人控制。到处都是敌人修筑的据点和炮楼。白天,敌人分成一二十人、二三十人的小股武装,来回反复进行梳篦式拉网“扫荡”,搜山清剿,捕抓我抗日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抢掠粮食和牲畜;入夜,敌人则龟缩在据点、岗楼和碉堡内,燃起熊熊大火,狙击和防止我军民突围。许多村庄都被敌人烧光,只剩下石头砌成的屋框。
当时我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给宣传部长兼《大众日报》社管理委员会主任李竹如同志当秘书。敌人“扫荡”开始后,我就参加到编辑部主任白学光同志率领的《大众日报》战时第三新闻小组工作。在敌人四面包围当中,以报社第一印刷厂五六十个工人临时组成的武装战斗队为依托,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掩护和支持下,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在东、西蒙山坚持打游击,并利用战争间隙,编辑出版《大众日报》战时油印版。
当时第三新闻小组,连同白学光同志在内,只有十三四个人,一部无线电收报机。既没有蜡纸、钢板、铁笔和油印机,也没有会刻蜡版和用油印机的人。经与印刷厂联系,才从他们已经疏散掩埋起来的物资设备中,找到了一块已经磨平了的旧钢板和一个满是麻点的油墨辊子、两支笔尖已经快秃了的铁笔和几筒蜡纸。没有油印机,就用高粱秆将蜡纸上下两头固定住,由两个人用手按好,另由两个人拿报、续纸。四五个人,一小时只能印二三百份。就这样,《大众日报》战时油印版在敌人四面包围和激烈的炮火中问世了。
尽管现在看起来,当年出版的那些油印小报,字迹歪歪扭扭,缺笔少划,模糊不清,但是它确实是我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在反“扫荡”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当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交通员,把刚出版的一期期油印报纸,穿过敌人的包围和封锁,送到正在同敌人浴血战斗的抗日军民手中的时候,许多人激动得热泪盈眶。因为他们能在敌人重重包围和连续袭击下了解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听到毛主席、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声音。一份份油印报纸,在抗日军民手中,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东、西蒙山一带各个机关和部队。有些分散在地方的领导和群众,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圈,找到我们驻地来要报纸。部队指战员看了报纸,更加坚定了粉碎敌人“扫荡”的胜利决心和信心;地方工作人员和群众,看了报纸,对大局有了底,更加明确了自己的斗争方向。特别是当报纸将苏联红军向德国法西斯发动大规模冬季攻势,斯大林在红场举行盛大阅兵式,英、美等同盟国和中国政府对日宣战,八路军、新四军为支援山东军民反“扫荡”纷纷向敌人出击,毛主席和新华通讯社的重要谈话等等传播到抗日军民中时,立即激起一股巨大的战斗力量。我们战时新闻小组的人,也从抗日军民的激昂斗争中受到鼓舞和激励。
这一年冬天,沂蒙山区特别寒冷,接连下了几场一二尺深的大雪。气温降到了零下十几度。我们许多人却还没有穿上棉衣,住的草屋又没有生火,石头砌的墙四处透风,蘸水钢笔尖上的墨水结冰了。大家披着薄薄的棉被和线毯,蜷缩在草铺上,用嘴里的热气,哈开结了冰的钢笔尖,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稿、编稿。实在冻得坚持不住了,就爬起来跺跺脚,搓搓手,活动活动身子,再继续工作。由于敌情紧张,不断行军、作战,加上缺油少盐,营养不良,不少同志都害了夜盲症。一到天黑,什么也看不见。夜行军时,要人在前面用一根绳牵引着,高一步低一步地跟着走。后来敌人封锁加剧,没有盐吃,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同志知道了,从抗大一分校配给他们的盐中分出了几斤,派交通员冲破敌人的包围和封锁线,送给了我们。当我们每一个人分到一小包盐时,谁都舍不得吃。只在吃饭时用舌尖舐一舐咸味。
敌人那次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持续进行了七十多天。我们《大众日报》战时第三新闻小组和第一印刷厂的几十个人组成的小小战斗队,一直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周旋。敌人占领了村庄,我们就转移到山顶上,在山头上抄收电稿,编报、印报。敌人占领了山顶,我们就隐蔽在山沟小村子里编报、印报。在敌人七十多天的“扫荡”中,我们这支武装战斗队,不仅没有受到损失,而且就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编印了二十多期油印报纸,几次掩护群众安全转移,夺回被敌人抢去的牲畜和粮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我们被大家称为“蒙山王”。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抄收延安新华通讯社播发的重要新闻稿,忽然接到侦察员报告,说距离我们七八里路的一个据点的三四十个日本兵,正在向我们驻地扑来。可是,这天新华社播发的新闻稿又非常重要,必须抄收下来,及时传播出去。于是,白学光同志经与印刷厂负责人商量,决定派出两个武装班前去迎击敌人,延缓其前进的速度,争取时间将新华社的电稿抄收完再转移。两个武装班的二十多个印刷工人,接到出击命令后,提着上了刺刀的枪,带着一束束手榴弹,飞速爬上山岗,去阻击敌人。走出六七里路,正当敌人转过一个山口,进入一条山沟里时,埋伏在左边山岗上的那个武装班工人突然向敌人开火,当场将领头的三四个敌兵击毙。余下的敌人慌乱冲向右边山坡,想抢占有利地形。没有想到在右边山岗上,早有我另一个武装班埋伏。又是一阵猛烈的排枪射击,接着一颗颗手榴弹顺坡滚下,在敌兵中开花。只见有几个敌兵应声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那个挎着指挥刀的日军小队长,头上钢盔被一枪打飞了,扑倒在地,手中的太阳旗甩出去老远。剩下的敌兵慌作一团,哇哇直叫,连滚带爬地被困在那条小山沟里的乱石头旁,欲进无路,后退不得。我两个武装班的工人,牢牢扼守住河沟两边山岗,敌人一露头就开枪。就这样,我们把敌人死死地堵截在那条小山沟里将近两个小时,直到电台将新华社当天播发的新闻稿全部抄收完,印刷厂才派人通知武装班撤出战斗。当山沟的敌人得到敌兵增援时,我们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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