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爹说，端午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坎儿。他不能忘记。

　　“那一年，都五月初好几了，麦芒儿还青青的。当官的说了，等过了端午麦子就熟了，麦子熟了，俺们就可以轮换着回家帮着家里打打场什么的了。人们都私下里算计好了，谁谁先走，谁谁后走。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五月初四那天晚上，小日本儿找上门来决战了。”俺爹叨念这回事不下百八十遍了，俺耳朵上都起了茧子，但为了不扫他的兴，都拿出认真听的样子。

　　俺爹说，“仗是早晨五点多钟打响的。其实那时刘团长早已派出人打问了一圈儿了，知道仗是非打不行了，当天晚上就把俺们集合起来训话。”

　　一说到刘团长，俺爹就激动，说话时脸都涨红了。俺娘就说，你慢慢说不行？又没人跟你抢，值得急得脸红脖子粗？俺爹就开始注意慢下来。俺爹说，“刘团长脸色铁青(估计是俺爹扩大了，既然是黑下里，能看到他的脸色？)，问我们：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大家就大声喊：我们是中国人！回答声那个大呀，震得枣花都落到脖领子里(这话我信，估计是在枣树林里开的会，现在那个村里还有好多枣树)。刘团长就说，是不是中国人，光空口说不行，考验我们是不是中国人的时候到了！有怕死的，现在就滚，我刘某不留，不怕死的弟兄们跟我上，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先谢谢你们了！”说到这里，俺爹又激动了，俺娘就提醒他。俺爹说，“俺那帮兄弟们还真争气，800多个没有一个跑的。”俺知道，俺爹他们参加的既不是八路军，也不是国民党，是小日本儿来了以后，乡里自动组织起来的杂牌子军。吃的喝的包括手里的枪支弹药，都是向附近村民们手里敛的。

　　“夏天的五点多钟，天已经大明大亮了。”俺爹说，“我们那个小队守在李家楼。钻在围子壕里，先是听到一阵大炮“咕咚咕咚”的往我们住的庄子放。眼看着小日本儿跟在坦克后面一步一步地往上来。起先还很小心的样子，后来竟挺直了腰板，大摇大摆地往前走。也太欺负人了，咱也毕竟打过几次仗的，等他靠近些了，就‘噼里啪啦’地开了枪。别看咱的枪不好，不顶用，可也不是烧火棍子，那子弹也是真的，几个走在前面的小日本儿就让咱们给撂倒了，其余的赶紧掉转头往回跑。”

　　娘说，你先喝口水再说。俺爹好像又回到那次战斗的第一个回合中打累了一样，接过娘递过来的水，“咕咚咕咚”一气喝下大半碗去，抹了把嘴，接着说下去。

　　“接下来，有两三袋烟的功夫，大炮又响起来，这次在围子壕掩体里卧不住了，我们都退到后面的墙旮旯里。那些炮弹一个接一个，一个挨一个。两三米宽的围子墙，硬是被炸开了两三处口子。那炮刚停下来，小日本儿就上来了。咱们什么都不想了，什么都不顾了，眼都打红了。死了好几十个弟兄，队长也伤着了肚子，肠子都流出来了。队长把肠子往肚子里塞了塞，说，你们撤吧，我反正跑不动了，我在这里顶着，能顶多长时间算多长时间。大家都不走，队长急了，骂了起来，‘咱们非得死在一块儿吗？’人们这才往后撤。”

　　俺爹说到这里眼圈都红了，就有些说不下去了。俺娘就递给俺爹一块手巾让俺爹擦眼泪。“后来听说队长装死，等小日本儿上来后，从后头一下抱住小日本儿的腰，用嘴去咬小日本儿的耳朵，让另外一个小日本儿给捅死了。我们跑着跑着就听你表叔说，‘表哥，我腿挂彩了。’我想拉他，他说你别管，你如果活着回去，就告诉我爹我没投降小日本儿，让我屋里早找个好人家。再后来，我和二百多名兄弟被圈在了韩家庄里……”

　　“当天晚上，俺们几百名兄弟被装上了小日本儿的二十辆汽车。到了惠民一带，汽车一拐弯的时候，我猛地一下从汽车上跳下来，就地一滚滚到了马路壕中，爬起来不管东西南北就跑，跑了好长时间，朦朦胧胧听到汽车停了，并有枪声响起来。”

　　后来，也就是十几年后，俺爹在阳信集上碰到了一个那时被小日本一同装到汽车上的一个兄弟说，“你跳车以后，另一个也想学你的样子跳车，被小日本儿用刺刀剁得满头是血。我们被拉到东北小日本儿开的煤井子里受老罪了”。

　　后来，我见到《阳信县志》，321页写道：山东保安某某旅第五自卫团于1942年(夏历)五月五日遭到来自天津、德州、济南、惠民沾化等地的5000多名日军的包围，800多人浴血奋战半天，终因力量悬殊，寡不敌众，200多人战死，500多名被俘(后被押往东北日军煤井做劳工)，团长刘学孟饮弹自尽。刘学孟于1984年被追认为烈士。

　　当地传说得有些邪乎，说是该团占了不吉利的五个五字：五团、戊年(1942年)、五月、五日、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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