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孔繁森书记的两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我知道，这就是孔书记的境界啊！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一天，我随他到噶尔县门士区考察，看到草滩上有几间土坯房，听说那儿住着两位孤寡老人，便走了过去。他推开门，借着火塘的光亮，看见一位藏族老阿妈有气无力地靠在墙上。“阿妈啦，党派我看您老人家来了！”孔书记说着，随手摸了摸放在地上的口袋，糌粑不多了；又摇了摇一旁的酥油茶壶，也快空了。原来，政府给老人这个月的生活费已经花光了。孔书记马上掏出200元钱对我说：“快去给老人买些食盐、酥油和大米来。”说着，他又转身走进另一位孤寡老人的家，只见老人病着躺在一张破羊皮上。孔书记心情沉重地对区里的干部说：“马上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看病，另外再买块床垫来，要厚，要暖和。”从那以后，只要有人去噶尔县，孔书记必定要托人给这两位孤寡老人捎些钱、粮食和衣物。平时，孔书记下乡只要见到贫困群众就总想从自己身上掏点什么给他们。否则，心里总感觉不对劲。当时我给他领工资时，他总是让我给他全换成面值10元的，以便好救济贫困群众。到后来，我每次到行政科给他领工资时，也不用说了，行政科的人早习惯了，早早把零钱给我准备得好好的。孔书记在阿里的工资每月只有500多元的高原补贴，他的基本工资在聊城发，也只有900多元。那时在阿里象公安局刚参加工作的同志每月也只有500来元，当然现在可多了，估计得拿上四、五千元吧！但孔书记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啊！孔书记给我留下印象更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有位70多岁的藏族老人肺病发作，浓痰堵塞了咽喉，躺在床上直蹬腿，生命危在旦夕。当时，没有其他医疗器械可用，孔书记立即将听诊器的胶管剪断后伸进老人嘴里，对着胶管将痰一口一口地吸了出来，当时我们站在旁边的人都惊呆了，看见老人开始平稳的喘气后，书记却累得满头是汗。接着叫我：“小梁，把听诊器给我”。他是想听听老人的心跳，我赶紧在他的小药箱里找，找了半天没找到，这才想起了他刚才不是给剪断了吗？等到老人转危为安后，在场的几个藏族干部也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大家通过宣传媒体早已了解到，孔书记在拉萨工作期间，收养了两个藏族孤儿——曲印和贡桑。曲英是男孩，当时才7岁，现当兵复员后在拉萨电视台工作。贡桑是女孩，当时才5岁，现在辽宁银口西藏中学读高中，他们俩是亲兄妹。本来在去阿里之前，孔书记已经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在拉萨的朋友，后来孔书记觉得不放心，一是怕两个孩子不能很好的上学，二是怕给朋友添更多的麻烦。就把他俩接到了阿里，转到阿里一所学校上学。到阿里后，两个小家伙经常邀请同学们到家里来做客。那些小孩子穿的衣服破破烂烂的，身上也很脏，但是孔书记却从不嫌弃他们，还亲自给他们洗澡，换洗衣服。衣服破了就给他们补一补，实在不能穿了，就自己拿出钱来让我到商店里给他们买一件新的。有一次，孔书记在给一个十二岁的小男孩脱衣服准备洗澡时，发现小男孩胸前挂了一个达赖喇嘛的铜像牌。书记便问他：“你这东西哪来的？”小孩说：“我阿爸给我的。”书记又问他：“为什么要戴这个？”小孩回答书记说：“我阿爸说，它能保佑我。”书记又说：“把它给我行吗？”“不！” 小男孩直摇头。最后书记又让我去给他买了件新衣服给他换上，又给他拿了两盒饼干。好不容易才把那块牌子换过来了。书记拿着那块铜像牌对那个小男孩说，“这个保佑不了你的，你看你刚才穿的什么衣服呀！”接着又对曲英说，“给你们同学讲，以后都不要戴这个。”要说孔书记关心阿里的小孩是因为他是阿里的父母官的话，那他对外地小孩的关心又该怎么讲呢？记得我和书记第一次到拉萨开会，路过日喀则地区的一个县城时，我们停下来准备在一路边小店吃碗面条，结果面条刚刚端上来，十来个讨饭的小孩便围了上来都把碗伸到了书记面前，书记赶紧让我去车上拿些干粮给小孩们分分。这顿饭我们也没有吃成，就这么走了。后来，我们每次去拉萨前，书记总让我多准备两箱干粮（也无外乎就是些烧饼、馒头、饼干之类的），以便在路上给那些讨饭的小孩。

    阿里不生长蔬菜，要吃蔬菜就得到拉萨或者新疆的叶城去买。在阿里夏天（七、八两个月）一市斤小白菜得四、五元，到了冬天有钱也买不到。说了大家也许会笑话，那时我们一看到青菜就直流口水。我和书记的手指甲因为缺维生素软得就可以折叠过来，指甲缝里经常渗着血，有时搬点东西不小心碰上，就疼到心里去了。大家可能会说：“那你们怎么不用大卡车到拉萨多拉点菜呀？”别忘了，拉萨到阿里约有两千公里的路程，而且全是高原土路，大卡车在正常情况下得走六、七天，而且阿里晚上气温很低，等菜拉回阿里，也都烂了，能吃的也就不多了。因此当时孔书记做的有件事让我很不理解。孔书记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到拉萨开一次会，每次开完会回阿里，我总想顺便带两筐蔬菜回去，这一小小的愿望对别人来讲，太简单不过了，可是对我们来说却始终没有实现过。原来每次回阿里前，孔书记都要到阿里驻拉萨办事处问问有没有工作人员或者普通百姓回去，所以每次回去都是满满一车厢的人，自然就没有放蔬菜的空间了。他还每次都安慰我说：“别捎菜了，咱们吃够了再回去还不行吗？”到过年了，部队到山下(通常到拉萨或新疆的叶城等地)去拉蔬菜，顺便给我们送来两筐蔬菜，孔书记看见那些黄了叶的小白菜，脸上露出了笑容。像阿里这种高原地区，一年能吃上几次青菜是真不容易呀！我想这下可好了，我可以给孔书记做菜，给他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孔书记让我给行署专员家送两捆，给秘书长家送两捆，送来送去，只剩下小半筐了，我想这下我们可以留下来了吧，可是孔书记又让我拿出一大半给食堂的炊事员师傅们，我老大的不情愿，孔书记说：“这孩子，你想想平时人家是怎么照顾我们的啊？你每次打饭人家都那么照顾你，现在我们要过年，人家也要过年啊。”我听了这话，想想也对，就分出一大半蔬菜给食堂的炊事员师傅们送去了，当我说明来由，他们都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孔书记对待藏族群众常常是慷慨解囊，尽全力帮助他们，但他平时自己的生活却非常俭朴，省吃俭用的，只吸一、两块钱的低档烟, 总是让我到外面去给他买一两块钱一盒的“哈德门”、“大前门”。可他救助贫困群众时，至少也是十块、二十块啊！1993年9月中旬，孔书记的痔疮病复发，脓血渗透了衣裤，疼得他无法走路，更无法坐、卧。住进了西藏军区总医院，医院外一科李主任是山东老乡（现在已经是总医院的院长了）。李主任亲自主刀为孔书记做手术。孔书记饱受病痛折磨，住院期间，李主任给孔书记安排了高干病房，孔书记坚决不住，李主任知道孔书记节俭，就说住高干病房按战士病房收费，孔书记还是不答应，最终还是住进了战士病房。1994年7月底，我陪孔书记到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会后我们没有立即返回阿里，因为孔书记带来一盘录像带，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当面向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阿里的情况、阿里的灾情，争取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在北京60元一天的小旅馆里住了二十多天，房间又破又脏，没有空调，蚊蝇横飞，吃的是路边大排档面条。我觉得一个地委书记吃小摊不雅观，劝他找个条件好一点的饭店，可孔书记却郑重地说：“咱阿里太穷，想想咱们那里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的下去吗？”可就是这次在北京住小店，吃小摊逗留期间，他为阿里争取到了三千多万元的救灾款和项目资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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