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些儒者在周初所可能担任的职务及名称，另一部晚出的儒家经典《周礼》，在其《大宰》篇中曾有详尽的规范："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郑国。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忧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凡此种种，不敢说就是儒者之职，但至少治典、教典与礼典应与儒者的职业性质有关。它在下面说得更明白更具体："以九两以系邦国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长，以贵得民；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薮，以富得民。"其他几项我们暂且不说，这里既然明确地提及儒及其功能，由此可见，包括儒学在内的先秦诸子即便不像胡适说的那样并不出之于王官，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都曾存在一个由在野而分散的子学上升为王官的过程。否则，我们便不易理解春秋末期的学术下移运动，更无法理解包括孔子在内的早期儒学人物何以动辄将儒学的历史追溯到周初，并归功于周初那几位开明的执政者。 对于西周前期的历史来说，儒的官学化显然有助于周朝政治的发展与和谐，尤其是这些儒者鉴于殷亡的教训而进行的制度兴革，更有助于西周前期的政治稳定。据《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将政权交给成王之后，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王去世之后，康王即位，康王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中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为周朝的发展与稳定赢得了一个可贵的时机。

　　然而，那种内外安宁的局面并没有持续很久，康王卒，昭王即位，西周的政治结构已呈现出些微裂痕，"王道微缺"，昭王南巡不退，命且不保。《帝王世纪》记载此事说："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有辛游靡长臂且多为，游振得王，周人讳之。"可知昭王南巡的结果对周人来说实在是一件难以启齿的事情。

　　昭王之后，相继为天子的有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和厉王，在他们统治的那些年里，西周政治景象不仅没有丝毫好转，而且每况愈下，王道衰微日甚一日，以致出现难以入耳的民谣刺讽王室。尤其是厉王即位之后，西周政治除了原有的周王室与诸侯之间的矛盾尚未化解外，又因厉王本人"好利"以及残暴性格而更加重了西周王朝的政治危机，结果引起国人的集体反抗，厉王被迫出逃。

　　厉王出逃为西周政治的发展赢得了契机。于是召公、周公三相行政，号曰"共和"，经过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共和改良，二相乃共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此即史书中津津乐道的"宣王中兴"。

　　宣王在位四十六年，继其位者为幽王。幽王之时，西周政治的衰败景象再次呈现，且因内外矛盾的纠缠更严重于往昔，再加上幽王个人生活的极度不检点和用人不当，结果，在周边诸侯的攻击下，幽王被杀于骊山。其子继位为平王，但平王已无法按照既有的模式统治下去，于是有平王东迁之举，周朝政治由此发生重大转折。

　　纵观西周政治发展，尤其是它在康王之后不断走下坡路的事实，我们觉得除了历史上的"积久必弊"的惯性运动外，实际上可能与周初政治设计存在相当的关联，当然也与殷遗民中的那些儒者的政治劝告不无关系。我们知道，周初以道德为本位的政治设计，其核心是维护以周天子为中心的等级秩序，它所强调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以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等原则，显然都是鉴于殷亡的教训。但是，这种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政治设计虽然有助于周初政治的稳定与发展，但它毕竟忽略或无视了诸侯国和国人的利益。再加上康王之后诸天子个人素质上的关系，这些矛盾在旧秩序的体制内显然已无法解决，那些儒者所持奉的官学便也由此而丧?quot;以道得民"的功能，同样面临着必不可免的变革。

　　从西周已经发生的情况看，以儒者为中心的官学虽在周初基本形成，但在其随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一味强调道德本位和以天子为中心，因而也时常陷入思维误区，终于伴随着西周政治的颓废而颓废。结果纯道德的说教变得软弱无力，尤其是执政者更不愿受道德的束缚；天子的中心地位也随之动摇，权力的中心由周王室向诸侯方面转移。

　　这种趋势在平王东迁之后并没有停止，相反却因诸侯国的不断强大而愈演愈烈。周王室虽然在名义上依然是天下的共主，但在实际上已下降到诸侯国的地位，不复有控制诸侯、一统天下的力量。

　　与此政治趋势相伴而行的，在思想文化上便是由先前"皆原于一，不离于宗"的官学形态向多元化、多极化发展，统一的官学终于演生成为各个诸侯国服务的"私学"。《庄子·天下篇》在描述这一学术转折过程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比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此即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竞起的政治背景与文化背景。

　　至于诸子百家竞起以及西周官学如何向春秋战国私学的转化，《庄子·天下篇》并没有更多的分析。史料阙如，我们也不便妄加推测。但有一点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伴随着政治上的分裂，即由周天子的一统天下向群雄过渡的时候，周王室的能力愈趋缩小，官学中的人即便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也要逐步地脱离周王室而向诸侯国转移，更何况官学中的人大都潜存着一?quot;思以其道易天下"的思想倾向呢?故而我们看到，后世诸子，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法家、刑名家等，只要留心追踪它们的思想起源和背景，莫不与西周官学有相当深切的关系。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诸子皆出于王官并无大错，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指出，"当时学术相传，在其弟子，而犹称为家者，亦仍古者畴官世业之名耳。《史记》称老聃为柱下史，庄子你老聃为征藏史，道家故出于史官矣。孔子问礼于老聃，率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为成王师，其后墨翟亦受学于史角。阴阳家者，其所掌为文史星历之事，则《左氏》所载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虽无徵验，而大抵出于学官。"如果将章氏的这种说法放在西周的背景下来考察，我们觉得这种分析并无大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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