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十七岁的唐君毅考上北京大学，在那里，他听过梁启超、胡适和梁漱溟等学者大家的演讲或课程。对于胡适推崇西方文化的态度，唐君毅几乎从一开始就表示反感，而对梁漱溟所宣扬的儒家思想及保守主义观点，则表示相当的欣赏，受梁漱溟的影响相当深。次年，唐君毅转到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师从方东美和场用彤，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西方新实在论哲学。在他求学中央大学期间，著名的新儒学代表人物熊十力曾到校宣讲其新唯识论哲学，唐君毅又受他影响不小。

　　在大陆执教的时候，唐君毅虽然对中西哲学的异同进行过比较研究，并曾著有《中西哲学思想比较论文集》，但是，他的治学重点主要在人生哲学和道德问题，尚未表现出后来那么明显的新儒学倾向。在这一时期，他认为，人生的根本在心，或者说在精神。因为从外面看，人虽是现实的物质存在，但是从内里看，则人是精神的存在。精神与身体比较起来，更能代表人的“自我”。因此，心是身的主宰，而身则只是心的外壳。基于此认识，他把人的一切活动都视为心的活动，精神的活动。他指出，人生的目的不在追求快乐，不在满足欲望，也不在求生命的更广大丰富，而应该在实现自我。人生的最大幸福，乃是纯粹的精神活动的幸福。人要时时以反刍的精神细细地品味生活的意义，去求取人生的智慧，使自己的心灵对于真理永远有新发现的欢悦。同时，人不要悲叹自己的失望，而要勇于战胜自己的烦恼，也不要把自己的快乐化为狂欢，而要经得起生活的狂澜。 唐君毅到香港之后，由于直接感受到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便将学问的重点逐步转到文化问题上来。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考察和直接感受，他觉得应该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开新"问题。在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方面，唐君毅在前人探讨的基础上，认定中国文化重人，西方文化重物;中国文化重视道德和艺术，西方文化重视科学与宗教;中国文化重人伦，西方文化重个人自由;中国文化重统绪，而西方文化重分殊。他具体解释道，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不同的地方，关键在于中国思想很早便特重视"人"的观念。儒家的六经是中国最早的经典，六经主要讲的便是"人道"。中国的经典也讲天，但中国古代讲天，重要的是为了治历法、明天时。这和西方或印度的宗教基本不同。自孔孟以来，中国文化更明于人禽之别，着重指明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仁义理智四端，以此系统地确立了着重人道的根本精神，而西方文化所重的是物。西方的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研究的虽是人，但是这种研究实际上是把人作为一种物来研究，是把人的构造当作一部活的机器来研究。至于说中国文化重道德艺术，西方文化重科学与宗教，这是更明显不过的了。唐君毅指出，中国文化发展到周代，特别重视礼乐，这种重礼乐的精神，就是重道德和艺术的精神。孔子以六艺教人，就含有道德艺术的意义。在仁义礼智四德中，智德居于朱德，尤其表现出中国文化以道德艺术为先的精神。以艺术的眼光看自然，自然便被人空灵化，统属于道德律之下。因此，中国古代求客观必然的自然律动机，就得不到滋长。故而中国古代的科学与宗教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西方则不同，西方自古以来所重视的都是人的理智的理性活动，西方人总是把自然作为与人相对峙的客观对象来研究，所以西方人以求自然必然律则的科学和向外追求超越精神的宗教便自然得到特别的发展。至于中国人重人伦，西方人重个人自由的分别，这是中西文化比较中比较一致的观点。在这方面，唐君毅格外指出，中国人重视人伦的基本特点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特别重视忠信，不像西方人与人互相疏外。在这种伦理关系中，中国人都替对方设想，将心比心，人人都超越个人的自私心，而从对方的心中去发现自己的价值。西方文化则不然。西方文化自古以来就表现了尊重个性自由的精神。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分工的过度发展，人被不断地个体化，故而人们无不崇尚自由，因此有天赋人权、人人生而自由、生而平等的口号。 对于中西文化特点的分析，唐君毅比较突出的贡献是他认定中国文化重统绪，西方文化重分殊。在这一判断上，似乎尚不见前人的研究。唐君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阶级的分化不明显，个人又很容易改变职业，所以文化学术就着重统绪而忽视分类。也就是说，注重各类文化学术精神的融合而不重视文化学术的多途发展。当代中国在文化中分出宗教、政治、艺术、哲学、科学、经济、文学等等，实际上都是西方输入而中国乐于接受的，而不是中国文化本有的特征。中国古代各派的学术虽然也有其所重的宗旨，如朱熹重穷理居敬，王阳明重本心良知，但这只是他们讲学的重心不同，而不是表示他们主义的不同。故不同宗旨的学术文化，在中国古代常常可以互相涵摄而并存。所以，在唐君毅看来，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的融合性，或一体性。而西方文化则相反，基本特点就在于它的分殊发展。它很早就有宗教、艺术、科学、文学、哲学等等的学科分类。到了近代，这种文化学术的分类是愈分愈细，不同的主义和派别，愈来愈多，各种学术文化中的人物都喜欢各行一端，呈其所长，显其所偏。所以西方每一时代中备文化流派的独特精神就比较彰明显著。如一时代的宗教，或主一神，或主多神、超神或泛神。文学中各派或为浪漫，或为写实，或为古典。哲学中各派或倡唯心，或倡唯物。因而西方文化自始就表现出色彩斑谰的景象。

　　基于此，唐君毅把中国文化称为"圆而神"，把西方文化称为"方以智"。圆而神，就是说中国文化以神来把握万物，能与天地周流而转。方以智就是说西方文化能以理智把握事物，能得其一而不能尽其二。他说，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而非自觉地求表现，西方文化则是能自觉地求表现，而未能真成自觉地求实现。中国文化能随具体事物变化，而具与之宛转俱流之智慧，因而是圆而神。西方文化善把握普遍的概念原理，都是直的，其一个接一个，即成为方的，因而是方以智。鉴于此，唐君毅认为中国文化的缺点在于未能多途的发展，未来的中国文化应该吸收西方文化的精神，做到尽量的多途发展。这正如一把伞，要尽量地撑开。西方文化的缺点，在于它往而不返，故西方文化虽然现时表现出奇光异彩，但将来如何，却很难说。 显然，唐君毅对中国文化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心，并认为西方文化的未来发展如欲克服自身的问题必须学习中国文化重统绪的精神。唐君毅以为由孔孟开创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核心是依天道以立人道，而使天德流行(即上帝之德直接现身，于人性、人伦、人文之精神仁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在于一方面以天心即人心，另一方面以常人心见天心。这种精神依宋儒的说法，就是依太极以立人极，而于人极中见太极。用西方理性主义思潮的术语说，就是直接依绝对之生命精神，以成就主观生命精神，而使绝对精神生命内在于主观生命精神，并通过主观生命精神，以表现于客观生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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