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在立足中原之后，出于社会发展的一般需要，对于明朝对西方文化容忍和吸收的态度起初并没有多大的改变。在顺治、康熙的时候，清政府对传教士依然优礼有加。为明王朝几乎竭尽忠心的汤若望仍然受到新王朝的信任，奉命与龙华民"依西洋新法”测验天象，改走历法。传教士在顺治朝一般说来倘能受到应有的尊重和礼遇。

　　接替顺治帝君临天下的是康熙帝。就康熙的个人爱好和品性而言，他对西方文化的态度是开明的和大度的，他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而且亲自研究西方科学中的一些问题，督促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但是，康熙对西学的爱好只限于个人的范围，始终没有考虑将这种爱好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中去，更不要说建立一支能够掌握科学知识，并能制造西方先进器械的国人自己的队伍。相反，康熙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与传教士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便从他们那里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另一方面，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又感到那些西洋人"渐渐作怪"，不仅将维系中国人的象征——孔夫子骂了，而且有朝一日会动摇清王朝统治的根基。在这种矛盾、苦闷的心情支配下，康熙确定得不权衡利弊，作出推崇程朱理学以与天主教抗衡的初步行动。 康熙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事出有因。从传教士方面说，早期传教士对中西文化的交流功不可没，但是自从这些传教士和中国最高统治者交往并获得礼遇之后，便渐渐地失却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姿态，开始变得骄横、嚣张和强硬，遂引起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严重不和。在上层，如汤若望在取得朝廷的信任后，蓄意排斥"大统"、"回回"和"东周"三家历法，丢弃利玛窦、徐光启、李天经等人"参合中西"的传统，企图以"西局"把持历局，严重伤害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某些本来就很保守的官僚的感情，引起了一场大争论。

　　更有甚者，此时的传教士无视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礼仪，竭力反对天主教中国化，禁止教徒祭祖尊孔，使天主教与中国社会习礼仪制度处于对立的境地。经过几次反复，康熙帝遂于1717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在华传教，"免得多事"。

　　禁教的命令几乎中断了中西之间的文化交往，然而从知识阶层来说，这个命令正与他们的心情相合。尤其是那些汉族知识分子，他们在明末对西方文化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企图引进西学以补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学之不足。然而，大清之后，这一大批知识分子不甘于异族的统治，大都以遗民自居。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是一种不合作主义，而在文化上则表现出一种典型的逆反心理。顺治及康熙早期对传教士优礼有加，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极大尊敬，这无疑对不合作的知识分子是一种极强的刺激，他们慢慢地对西方文化表现出冷漠，至少是阴受阳拒。特别是西方传教士愈来愈猖狂的时候，中国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所受到的刺激更是无法容忍，最典型的事例便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不得已案"。

　　"不得已案"的中方主角是杨光先。早在1659年，杨光先就著有批评西洋历法的《摘谬论》和攻击天主教的《辟邪论》。次年底，又向礼部上《正国体呈》，攻击汤若望所编制的历书每每在正文部分注?quot;依西洋新法"的字样，居心匝测，不仅明确标榜大清王朝奉行西洋历法，而且试图以西洋历法推行天主教，以天主教"谋夺人国"。故此，杨光先要求清政府严禁天主教。

　　杨光先的这次建议似乎因为客观依据太少，主观感情太浓，因而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怎样重视。然而到了1664年，由钦天监李祖白署名的《天学传概》一书刊布。此书公开宣称基督教是最古老最完善的宗教，也为中国上古所信任。因为伏羲氏本是亚当的子孙，由犹太国迁来而成为中国的初祖。李祖白以此立论，其漏洞实在是太明显了，这不能不遭到中国士人的强烈反对。

　　杨光先充分利用这些漏洞，正式向礼部提交《请诛邪教状》，点名指控汤若望、南怀仁等人犯有三条大罪：一是阴谋叛逆，待机谋夺中国；一是宣传邪教，蔑视中国纲常省教；三是传播钟谬的天文学说，其日月交蚀的推算往往与天象不合。

　　对于杨光先的指控，礼部当天便转呈辅政王大臣会议。后经长达七个月的调查，汤若望虽免于一死，然而传教士势力却因此而受到极为严重的打击。杨、汤之间的这场冲突，表面上看是一场关于中西历法的冲突，而实际上具有更为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是中国知识分子文化心态的一次最典型的反映。从政治层面说，这场冲突和当时清廷内部的权力冲突有关，实际上是权臣鳌拜利用杨光先向立储有功的汤若望发难，以增强自己对少年康熙的影响，从而达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野心。就文化层面而言，这次争论充分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及"严华夷之辨"的思想传统。这种意识集中体现在杨光先的《不得已》集中。

　　《不得已》集是杨光先攻击传教士的二十八篇文章的汇编。其思想主旨是反对西历西教和西洋人。然而他对西洋人来华用心的分析，今日看来则不免有夸大其辞之处和许多的误解。他说，"吾惧有挥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积薪之下，而祸发无日。"因此，他要求清政府，无论西洋历法如何先进，都应在坚决排斥之别。

　　他的名言是："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无好历法，不过如汉朝那样日蚀多在晦日。但依然可享四百年之国祚，并无亡国之虞。然而如果西洋人利用他们的所谓先进历法和他们占据的钦天监的位置煽动叛乱，宣传邪教，动摇国基，那么中国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显然，杨光先的分析夸大了文化交流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对于传教士的真实想法也并不了解。

　　杨光先的这种心态在当时也并不是个别现象。这实际上是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文化研发生的必然困惑。再加上汉族知识分子一时尚不能适应异族的统治，故而作出这种曲折的反映。 "不得已案"的最后结果是杨光先也没有真的胜利，但由此开始清政府对西方文化已不那样热心，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至此中断。

　　君临中原的满族人在文化上实在远远落后于汉族的水平。因此，他们在取得对中原的统治地位之后，便必然地要被汉文化所征服。从顺治到康熙，再到雍正、乾隆，他们无不崇尚中国古典文明，并倡导知识分子研究中国固有文明，从心态上多少表现出以中国固有文明来与西方文明相抗衡的倾向和意识。满族人入关之初，摄政王多尔衮就积极而颇富远见地争取汉族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投效，沿袭明朝大部分的制度和惯例，通过科举考试和荐举，结纳、网罗汉族知识分子，也确实从中选择了一大批颇富学识的人担任新朝的官员。 多尔衮本人并不通晓中国文化和文字，但他对中国固有文明的好感，无疑深深地影响了清朝的第一个皇帝顺治。顺治是一个年轻、好学而又明智的君主，在他开始执掌朝政时很难看懂向他呈递的汉文奏折，由此他深感自己对汉文的无知所带来的障碍。于是他以极大的决心和毅力攻读汉文，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他就能用汉文读写。顺治对中国古典小说、戏剧和禅宗文学的兴趣也在不断增长，虽然以他的名义刊行的十五部著作可能没有一部是他亲手作的，但在另一个方面也反衬了清朝第一个皇帝对中国固有文明的爱慕之情，以及一个征服民族迅速屈服于被征服民族的文化并为其同化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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