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隋朝政治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而言，基本上是利用与扶持。隋文帝杨坚既然凭借儒学的智慧资源完成了北周到隋的权力和平交替，又凭借儒学的大一统理念完成南北统一，因而无论他怎样喜欢释道二教，也根本不可能对儒学表示反感。相反，在他夺权之后更感儒学足以利用，于是不仅多次下诏提倡儒家的礼仪道德以恢复和重建社会秩序，而且上台伊始，尽易北周官仪，依照儒家典籍中的规范，复汉魏之旧。儒家学术一时间获得空前发展。据《隋书·儒林传》序："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贲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 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感，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由此可知，隋朝的建立确实为儒学繁荣与发展带来了机会，如果不再发生大的政治事件，儒家学术必能再度辉煌。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就隋文帝的个人兴趣而言，他对儒学的尊重，并非发自内心，他几乎始终如一地认为，隋朝之兴皆由于佛法。特别是他出生在冯翊般若寺受智仙尼抚养的特殊经历，以及少年时代那些僧尼近于神奇的预言之深刻影响，使文帝对佛教产生发自内心的好感，所以他在夺取政权之后便立即改变北周武帝毁灭佛法的政策。再据《隋书·经籍志》，开皇元年，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普沼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所有这些，不能不对儒学的恢复与发展产生相当的负面影响。据《隋书·儒林传》序说："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暨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quot;儒学又进入一个衰落期。

　　维文帝而立的是杨帝，他和乃父一样也笃好佛教，只是他在倡导佛教的同时，也注意对佛教进行一定的限制，从而有可能为儒学的恢复与发展留存相当的空间。《儒林传》序接着说："炀帝即位，复开痒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莽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 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类，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英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淹没于熄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quot;也就是说，尽管炀帝有心兴儒弘道，无奈时势使然，儒学在隋朝并没有真正获得恢复，更不要说有多少发展了。

　　而且，从文帝、炀帝的基本心态看，他们虽然一方面看重儒学的教化治世功能，对于儒学的恢复与重振给予适当的扶持，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从骨子里相信"我兴由佛法"，因而他们在扶持儒学的同时，对于佛教的恢复与发展给予更多的财力及政策支持。正是在这种不平等的竞争条件下，儒学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但与释道二教的地位相比，隋朝儒学在三教中的地位可能最低。据《隋书》卷七十七《隐逸传》载，曾有人问隋朝名士李士谦三教优劣，士谦曰?quot;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儒学只是佛道二教的陪衬，这大体可以反映儒学在隋朝的实际地位。

　　如果儒学能够始终如一地坚守独立的陪衬作用也还不错，最为可悲的是隋朝儒学的这种陪衬作用并不是独立的存在，而只是依附于释道二教，起到助佛宣教的作用。仍据前引《隐逸传》，"士谦善谈玄理，尝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报应之义，以为外典无闻焉。士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耶?佛经云轮转王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干变万化，未始有板，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似乎儒家的道理只是为了证明佛教的义理而已。又据《续高僧传·达摩笈多最传》载："又有晋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论》两卷，卿以文学之富，镜达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隐密，先贤之所末辩。故引经史正文，会通运命，归于因果，意在显发儒宗，助佛宣教，导达群品，咸奔一趣。盖卿博识有据，故能洞此幽求?quot;连儒家学者都如此自觉地借儒典以宣佛教，那么又怎能指望儒学的地位能有多大的提高呢?不过，如果从政治统一的大背景中来观察，儒家学者自觉地证明儒释相通虽然有碍于自己学统的纯正，但由此也带来另外一个并非太坏的后果，那就是真正结束几百年来儒释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应政治大一统的需要，重建学术一统的新体系。

　　学术一统的趋势是政治一统的必然产物，只是从隋朝儒学的实际情况看，学术一统的最先发生尚不在儒释道三教之间，而是南北方儒学的沟通与融汇。事实上，长达几百年的南北分治久已使儒学形成南北不同的学术风格与学术流派，如何重建统一的儒家学术，实在是隋朝建立之后儒家学者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问题。清代学者江藩在《经解入门》中说："六朝经术流派，见于《北史·儒林传序》者甚详，而宗法所在，孰得孰失，学者不可不知。王弼名士也，非经师也；杜预名将也，亦非经师。非经师则学无所授，信心而谈，空疏 漾，游衍无归，拨弃旧诂，竟标新说，何足称专门之业?……且南北区分，风尚不一，苟非文分派别，兼综条贯，则承学之十，何由考其异同，定其得失耶？”换言之，伴随着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儒家学术不仅必将消弥南北门户的畛域，而且势必要经过一次去伪存真、考其异同、定其得失的筛选。 但是从隋朝儒学统一南北的实际情况看，并不是学统比较纯正的北学统一南学，恰恰相反，是严重掺杂释道二教思想因素的南学统一了北学。南方虽在政治上亡国，但其学术文化成就则并没有随之灭亡，而是得以延续和发展。对此，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分忻道："学术随世运为转移，亦不尽随世运为转移。隋平陈而天下统一，南北之学亦归统一，此随世运为转移者也；天下统一，南并于北，而经学统一，北学反并于南，此不随世运为转移者也。"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说皆明晰；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尚末了然。南朝衣冠礼乐，文采风流，北人常称羡之。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经本朴学，非专家莫能解，俗目见之，初无可悦。北人笃守汉学，本近质朴；而南人善谈名理，增饰华词，表里可观，雅俗共赏。故虽以亡国之余，足以转移一时风气，使北人舍旧而从之。正如王褒入关，贵游并学褒书，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文深知好尚难反，亦改习褒书。庾信归周，群公碑志多出其手。信有'韩陵一片石可共语，余皆驴鸣犬吠，之言。此皆北人重南、南人轻北之证。北方经学折大于南，亦犹是也。"南北儒学并不存在着优劣好坏的区别，它们在学术风格、学术取向上的区别只是南北不同的地理环境、政治环境、学术传统使然。只是南学重文采、标新异、善名理等突出特征不能不引起北方征服者的兴趣，尤其是当他们经过长达几百年笃守汉学的禁锢之后睁眼看南学，政治上的胜利者大度吸收南学又有什么不可以理解，又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而且，南方士人基于亡国之痛，更易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文化优越感，因而当南方并入北方之后，南方士人的咄咄逼人，欲以文化上的优越鄙视北人，统一北方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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