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面对这种既成事实，汉帝国的统治者便不得不重新检讨儒学独尊的利弊得失。在武帝之后不久，宣帝所倡导的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对西汉立国以来官方意识形态"霸王道杂之"的评定，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企图以思想的多元冲破儒家思想的一元化，从而使汉帝国的指导思想不致因儒术的独尊而僵化。于是有《觳梁》学的产生。

　　《觳梁》学也是儒学的一个分支。据传，汉代《觳梁》学由荀子传浮丘伯，再传暇丘江公。江公为武帝时博士，与董仲舒同时，只是从文化类型上说，董仲舒之学属于齐学的范畴，江公的《觳梁》学属于鲁学的范畴。它们在联合推翻黄老学的统治之后，内部之间曾力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展开过一场相当激烈的斗争。只是由于武帝的偏袒，终于是《公羊》学取胜，《觳梁》继续受到冷落。不过，《觳梁》学尽管受到武帝的冷遇，但武帝的太子在学通《公羊》之后，复私问《觳梁》而善之。特别是由于包括江公在内的《觳梁》传人的不懈努力，至宣帝时，《觳梁》学的势力已明显壮大，足以与《公羊》学相抗衡。尤其是由于宣帝是武帝太子刘据之孙，其即位之始，得知刘据本好《觳梁》，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等人。恰巧这几个人都是鲁人，遂言《觳梁》本鲁学，《公羊》乃齐学，宜兴《觳梁》。于是宣帝更加喜欢《觳梁》学，并于甘露三年即公元前51年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召五经名儒若干人大议殿中，平《公》、《觳》异同，各以经处是非。结果同意将《觳梁》列为官方学术之一，使之部分地分享了汉代最高法典的解释权，打破了《公羊》一家独尊的格局，使官方意识形态相对多元化。石渠阁会议之后，《觳梁》学大盛。然而，几乎在《觳梁》兴起的同时，另一支新的学术派别也正在悄然孕成，并跃跃欲试，以期三分天下有其一。此即所谓古文经学。

　　古文经学的出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现象。所谓古文，是相对于正在流行的今文而言，主要是指秦统一为小篆之前的大篆籀文和六国文字。它和今文的最大区别，也就是文字的异同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理解上的歧异。这些以古文书写的儒家经典似乎在西汉中晚期多有发现，并在民间流行，引起一些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势力也开始逐渐强大。古文经的基本特征不似今文经以义理解经，而更加重视历史事实的陈述和清理，因而实证的色彩较浓。伴随着《公羊》等已立为学官的今文经学的谶纬化，以实证为基本特征的古文经学正在成长，一旦条件适宜，它们必然要求分享最高法典的解释权，势必要跻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行列。于是便有被后世学者所描绘的所谓今古文经学的斗争。

　　由于历史的原因，古文经学在王莽、刘歆之前主要在民间流传，未及立于学官，因此古文经学的一些说法在当时缺少官方意识形态的权威性。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也为了推动王莽的"新政"改革，王莽、刘歆必须进行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至少要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以与传统的意识形态进行抗争。

　　先是元始四年，即公元4年，王莽、刘歆以不动声色的办法提高古文经学的地位，以使古文经学的实际发展减轻已立于学官的今文经学的束缚，从而造成官方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真正多元化。然而这些努力并没有挽救西汉的社会危机。王莽的改革也在习惯势力的阻挠下举步维艰。于是到了公元9年，王莽正式去汉号，建新朝，以刘歆为国师，希望重建政治权威并与新型的意识形态相结合，以促进改革的发展。

　　刘歆为古文名家，他的地位上升，当然意味着其所主之学地位的渐重。他在辅佐王莽时，以其学为现实政治服务，不仅完全可能，而且完全必要。只是假如他不急于提出立古文经博士，而是仍将古文经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人们或许并不会怎样责怪他，可能还会对他好古敏求的精神给予充分的理解和敬佩。然而事实却是，刘歆自恃与王莽亲近，急于将《左传》、《古文尚书》等古文经典列于学宵。碍于面子，哀帝只得将刘歆的建议交五经博士讨论，在众博士对古文经传并没有充分研究的情况下，只好以沉默保持博学的尊严与庄重，"或不肯置对"。沉默也最容易激起倡导者的愤怒，于是乎，刘歆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

　　在这篇文章中，刘歆坚持认为古文经传与今文经传有着同等的价值，都在一定程度上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倾向。举例说，他充分赞成司马迁的看法，以为《左传》为左丘明所作，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觳梁》在七十子之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他强调，《春秋》三传都出自孔门后学，虽有区别与分歧，但并无根本冲突，只不过是后学们根据自己的见识以强调师说的某一方面而已。刘歆这种对古文经学价值的正面揄扬，并没有遭到怎样的反对。只是皇帝再三询问刘歆提出的这些古文经传是否能立于学官时，众官僚则不置可否，皇帝也就未加理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原先支持古文经学的官僚如龚胜、师丹等人也开始转变，纷纷上奏指责刘歆乱改旧章，非毁先帝所立。刘歆的建议不了了之。

　　刘歆虽然失败了，但他所开创的事业并没有随着他的失败而告终。后世学者在其努力的基础上继续努力，终于在东汉初年实现了刘歆的理想。

　　作为皇族的后裔，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毕竟受过儒家思想的系统训练，因而较乃祖刘邦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儒学在巩固政权过程中的作用。于是他即位不久，便适时立五经十四家博士。

　　刘秀所立的这十四家博士虽然考虑到古文经学的利益，但古文经学的实际地位与当时已形成的古文经学派别的势力相比，似乎依然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一旦时机成熟，古文经学派便再次发起进攻，以期真正跻身于官方意识形态的行列。

　　建武初，郑兴、陈元传古文《春秋》左氏学，尚书令韩歆颇为支持，上书欲为《左传》、《费氏易》立博士，得到光武帝的同情与支持。建武四年(公元28年)正月，光武帝召集公卿、大夫、博士数人聚会于云台，专门讨论韩歆的建议。范升说："《左氏》不祀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是人。且非先帝所存，无因得主。"遂与韩歆及太中大夫许淑等反复辩难。范升的理由有三：第一，如果增立《左氏》，那么，《邹氏》、《夹氏》等经典的传人也势必要求立于学官。然而《春秋》之学，各有所执，乖庆纷争，从之则失道，不从则失人。权衡利弊，宁愿失人而不失道。失人易求，失道难寻。第二，《左氏》无有本师，而多反异，既为朱学，绝之可矣。第三，东汉初建，百废待举，纲纪未定，已立诸经，尚没有足够的弟子，生员不足，情绪不振。《诗》、《书》不讲，礼乐不修，再立《左氏》等古文经典，似非当务之急。这些理由之外，范升又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及太史公违庆五经，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录三十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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